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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新闻-」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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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认真读过於是之的太太李曼宜编选的《於是之家书》,深为於是之丰盈的情感世界而感动。最近,李曼宜着《我和於是之这一生》出版,读了两遍同样感触颇多。於是之确实是一部大书,值得反覆阅读。治话剧史者,常感慨话剧史写成了话剧文学史。但要把治史的眼光从剧本转移到剧场,确实是一种范式的转化,非朝夕之功。

我倒认为,在「剧场」意义上的理想的话剧史还没有形成之前,话剧表演艺术家的传记恰可起到补充的作用。尤其是於是之这样对表演近乎痴迷的人物,读他的传记,实际上就是读话剧表演艺术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於是之这一生》可以当作一部传记读,也可以当作一部史书读,还可以当作一部文献读。

从青年到老年,於是之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留在了舞台上。一九八八年他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他开始忘事儿,有时甚至连熟悉的地名也想不起来。他演完最後一场《茶馆》那天,站在院子里,淡淡地朝夜空发出一声感叹:「从前演戏觉着过瘾,现在觉着害怕。」因为「现在嘴有毛病,脑子也不听使唤,怕出错,紧张极了,可到了还是出了错。」对於一个演员来说,最大的痛苦大概就是发现自己无法再登台吧。书中说:「一个话剧演员,说话上出现了障碍;一个把演戏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人,今後却再不能走上舞台了。这对他的打击会有多重,他内心将承受的痛苦又会有多麽巨大,恐怕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

这个时代,让於是之除了个人艺术上的辉煌,还创造了事业的辉煌。前文所述於是之为扮演曹操作准备时,他已经是北京市委委员,又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的第一副院长,不仅主管全局,还要重点负责剧目工作,一天很难找到空闲时间。作为一个艺术家,於是之在内心深处并不想当官,但作为一名党员,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只觉前边是一片海,明知是海,大概要跳了。」後来《赤壁大战》因资金筹划不到位,彻底告吹。於是之投入到《洋麻将》的排练,同时还要参加各种行政会议。这给於是之带来了很多苦恼。这种苦恼,他的朋友们看得很明白,也十分理解。剧作家郭启宏说:「放下可以继续辉煌的『演员於是之』,捡起一脖子麻刀的『第一副院长』,有识之士因之扼腕长叹。」然而,於是之作为一名管理者,同样赢得了尊重。戏剧评论家王育生说:「於是之在人艺当了八年院长,可说是成绩卓着、荫及後人。戏演得好是天赋和才情,当院长出色,则源於他的眼界、学识和胆识。」从中可以看到,於是之的人生成就了两种辉煌,正是这两种辉煌让他超越同时代的艺术家,以更加坚定的姿态留在当代中国艺术史上。

或许,舞台打算「放弃」於是之了,但於是之并没有放弃舞台。他觉得「我上台说话不行了,还能写啊。」此後,他不但写了不少自传式的散文,比如《幼学纪事》、《祭母亲》,还对中国话剧特别是表演艺术进行理论总结,特别是对焦菊隐的《论民族化(提纲)》作出诠释。同时,於是之还关心着《茶馆》的重排重演。李曼宜发现,有朋友来看望病中的於是之,只要说到《茶馆》重排,他总能听得进去。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於是之口述了一段话,李曼宜整理出来收录在本书中:

「老舍先生的《茶馆》,现在无可怀疑地被公认为艺术精品,不仅在我国话剧史上堪称经典之作,而且也得到世界上戏剧朋友的承认。像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大戏剧家的作品一样,一出《哈姆雷特》《吝啬人》能有各种各样的演出,那老舍的《茶馆》怎麽就不能呢?就我所知,在香港、日本、美国都有朋友尝试着演出过片段,而我们国内却偏偏没有,可能是顾虑重重,困难重重,无人问津。明知其不可,我还是想──日思夜想──《茶馆》不应在话剧舞台上消逝。这样的精品,应让更多的人看到它。」

从他填的这段小曲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当年的於是之包括那个年代,都充满了阳光和朝气,一如那时洋溢着新鲜气息的艺术。正如巴金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的感言所说,「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跟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在一块儿,创造出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我想,当年感染青年於是之也正是这种艺术精神,於是之终其一生坚守并发扬光大的,也是这样一种艺术精神。

於是之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一个演员的独白》,他强调演员必须刻苦读书,不断学习,成为一个「杂家」。他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李曼宜在书中讲述於是之早年读书的情况。於是之的藏书中有一本《法语文法新解》,买於一九四四年,在书签上,他写了「苦干」、「读书勿忘买书苦」等字。当时他初中辍学,在北平华北税统总局当文书。下班後,在一个「法文研究班」学法文,为此,挤出钱来置办了这本书。再如,一九五九年春天买了一本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他在扉页上写道:「时正在北影拍《青春之歌》,之所以买这本书,一来是想藉此知道我那个角色所孜孜以求的毕业论文该是一个什麽面貌(因我设计他正考据某人的年谱),二来主要是由於对这些词人的确有兴趣。」

於是之和李曼宜的青年时代是在华北人民文工团戏剧部这个「家」度过的。在戏剧部刚成立时,於是之模仿「边区小唱」的调子,填了一个「戏剧部十唱」,颇有意趣。比如其中有一段是「石一夫,当部长,每天作报告,偷看一眼,偷看两眼,偷看三眼,嘘,小纸条」。这是描写当时开「群众例会」时,石一夫讲形势、布置任务时的情形。还有一首「唱新歌,打腰鼓,成天价Do、Re、Mi、Fa,咚巴咚巴咚,脑袋大。」当时,大家整天在小院里打腰鼓,声音确实吵闹。李曼宜在注解中说:「说打腰鼓吵得脑袋大,这在後来某一时期,恐怕不太敢说,那是对『革命文艺』的态度问题呀!可那时说是实情」。其实,於是之对腰鼓充满了喜爱。他曾回忆说:「文工团最吸引我的,是打腰鼓。北平解放不几天,在天安门前开了一个全城庆祝解放的大会。开会前,先由华北大学文工一团的同志们打腰鼓。他们穿着一色的农民衣裳,头上系着雪白的羊肚子毛巾,拉开队伍,击着鼓,在成千上万的群众中跳跃着,纵横驰骋,身形矫健,动作豪放,好像他们总有使不完的劲,击出的鼓声清脆得足以震天。解放区的文艺,竟有这样粗犷的振奋人心的美,过去何曾见过,我着迷了。我期望我能练出这样的好身手,我要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去,做这样的演员。」

青年与老年我以为,读懂一个人尤其是名人,必须读他的人生两端,即青年和老年。青年如日之初发,虽未光芒四射,但已经显示出基本的轮廓,真到了日当正午的时刻,反而不易看清了。老年是人生最後的港湾,体力与精力的衰减,迫使人把最後的余晖洒落在内心最珍视的地方。作为一本传记,《我和於是之这一生》的作者李曼宜,既是传主的太太,也是最了解他内心款曲之人,她的观察和评述往往揭示出旁人很少发现的细微之处,让我们不但看到了他的艺术成就,而且看到了他的成长历程,感受到他青年的欢快、中年的志业和老年的情怀,以及一以贯之的真诚、可爱的人格魅力。作为与於是之相伴一生的亲人,李曼宜笔下的青年於是之和老年於是之形象生动而深刻,为我们开辟了走进这位艺术家心灵深处的隧道。

於是之留下了不少「演员笔记」。读这些文字,常让人想到另一位表演艺术大师石挥。我曾读过《石挥谈艺录》,深为其敬业的态度和高明的见解所折服。於是之和石挥有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有意思的是,两人还真有亲缘关系:石挥是於是之的「舅舅」。《我和於是之这一生》专设一章,讲述了於是之和他的舅舅们的故事。原来,於是之的姥姥姐妹四人,小妹是石挥的母亲沈淑珍。沈淑珍共生五男三女,老二就是石挥。这样论起来,於是之的母亲和石挥是表亲,於是之应该管石挥叫表舅。於是之受到石挥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後来,他正式走上了表演道路,石挥对此也非常关注。当年,於是之扮演程凤子的《龙须沟》在北京人艺上演,石挥正巧在北京,也曾悄悄去看戏。可惜,石挥走得太早了。应该说,和石挥的观众相比,我们作为於是之的观众是幸运的。有赖於现代影音技术,我们在大师远去之後,还能在屏幕上看到他们创造的不朽经典。而和石挥相比,於是之也是幸运的。他身逢一个更加尊重艺术的时代。

时代与辉煌任何大人物总是站在时代的拐角处。《我和於是之这一生》这本书是从一九四九年春天的北平写起的。而这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也是於是之创造辉煌的时代。

後来,《茶馆》确实重排了,也被改编了,但引起了一些争议。经典是否应改编,改编多少,改编哪些,怎样改编,这些问题曾被反覆讨论。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事实上,即便抛开经典本身不谈,时代和观众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到经典的命运。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清晨,於是之的灵车驶向首都剧场,绕剧场一周。於是之以一种高贵而简洁的形式告别了他心爱的舞台,把无尽的思念与思考留给了後人。他没能亲手完成重排《茶馆》的心愿,不能不说是既是他的遗憾,也是这部经典之作的遗憾。有人说过,「经典作品永不会耗尽他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经典的艺术家也是如此。

图:老舍(左一)看完《茶馆》彩排後同导演焦菊隐(左二)、夏淳(右一)、演员於是之(前排右二)等谈对演出的意见

演员与角色为了排戏而买书、读书是於是之的习惯,目的是对剧本及人物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拍《青春之歌》时,因为小说中的余永泽读过《战争与和平》和《悲惨世界》,於是之去北影时,就专门带了这些书去读。由此可见,於是之是如何努力接近自己的角色。书中类似的描写很多。当我读到於是之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日记的一段话:「丞相步态今得之矣。中午自三虎桥下114车,迈步较自己原来的拉大一倍,有龙行虎步之感。要与脸一起练成习惯。」心中忽然被狠狠地感动了一下。一个演员的雕像似乎矗立在了我的眼前。当时,於是之正全身心地准备扮演谢晋正在筹拍的《赤壁大战》里的曹操。为此,他吞噬式地读了很多关於曹操的史料。於是之对扮演曹操充满了期待。用本书作者李曼宜的话说,自谢晋提议此事,就已经把於是之的「魂儿」勾走了。在本书後面所附筹拍《赤壁之战》时於是之的日记,我们还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真正的演员是如何对待他的角色。我们常说,艺术家要深入生活。其实,生活还要转化为艺术所能把控的特定内容,而对於一个演员来说,这个「特定内容」就是角色。换言之,演员对表演的热爱,首先应表现为对角色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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